云南、西藏两地间交易茶叶、马匹等商品的交通线，被称作“茶马古道”。茶马古道具备以下特征：交易的商品以茶叶、马匹为主；官方参加贸易管理，并提供互市地点；茶马互市常年举办，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大影响。
清代普洱茶兴起
云南地区产茶甚早。南部有成片的茶树林，多为野生植株，也有一些属人工种植。当地居民采茶主要供佐食，或以为药物。唐代云南有采茶供饮的记载。据《蛮书·云南管内物产》：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无采造法。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。”今滇东南所产大叶种茶，明代尚不出名。《万历野获编》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，未提及云南。
清代普洱茶兴起并趋向繁荣，与西藏茶叶市场的开拓、普洱茶产地社会环境的改善，以及清政府的积极支持等有关。
唐宋时北部游牧民族流行喝茶，借以解油腻助消化，明代更盛。长期以来，西藏所需茶叶主要靠四川供应。明末因严重战乱，四川运销西藏之茶明显减少。清初吴三桂镇守云南，出于种种原因，策划向西藏输出茶叶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达赖喇嘛奏请在北胜州（今云南永胜）以马换茶，吴三桂也上奏疏，请求许可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取票证，“往普洱及川、湖产茶地方采买，赴北胜互市”，双方获益。清廷乃准许在北胜、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的茶马互市。滇东南所产之茶，遂得以销往西藏，并创出名气。时人因主要产地普洱府（今普洱）有普洱山，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，“名曰普洱茶”。
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吴三桂叛乱失败。康熙帝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，茶马互市的地点又增加鹤庆、丽江、金沙江（在今丽江以东）等处。云南逐渐成为知名的茶叶产地。盛易祥。
明代以来，各地饮茶流行水开即饮、添水复饮。普洱等地的茶树为多年生的大叶种茶，生长迅速，采摘期长，可多年栽培，茶叶味酽耐泡，这些特点适应了价廉易得、沸水冲饮的要求。普洱茶还有助消化、驱风寒的功效，因此受到各地欢迎。
对普洱茶的生产销售，清廷予以积极支持。普洱府六大茶山所产茶叶，每年约有六七千驮。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鄂尔泰奏准在思茅设总茶店。普洱茶获得迅速发展，古树之茶不敷需求，茶农试种新茶并获成功。茶农还改变粗放经营的传统，对所种茶叶锄草捉虫。受茶叶产地、采摘时间等因素的影响，普洱茶分为不同等级，以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为佳。官府规定，普洱茶质优者充岁贡，较差者散卖省内各地，粗老之茶则熬膏压制成茶饼，备赠亲友或卖往藏区。每年采茶季节，普洱府所属六大茶山方圆600余里，“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。茶客收买，运于各处，每盈路，可谓大钱粮矣”。
开辟多条售茶道路
自朝廷准许在今永胜、中甸、丽江等地开办茶马互市，由普洱府前往藏区售茶的商帮日渐增多。清代以前，云南、西藏两地间已存在古老的通道。以今大理为分界，这条道路可分为北段与南段。北段即由大理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道路，其道形成的时间甚早。
里堠碑所记的“北至大雪山”道，即由今大理经丽江过今滇西北入四川，经康定、天全、雅安达成都的道路。《明史》说此道“为南诏咽喉，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”，这条道路至少唐初已存在。隋唐之际，吐蕃政权兴起于青藏高原，吐蕃军队南下洱海地区，威胁唐朝对云南的统治。唐朝遣将军唐九征率军击退吐蕃，建铁柱纪功，此即《大观楼长联》诗句“唐标铁柱”的由来。不久吐蕃势力复振。唐朝乃扶持南诏，组织诸部抵御吐蕃势力，南诏因此崛起。天宝十三年（754），南诏与唐朝决裂，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，北至大雪山道成为南诏、吐蕃往来的要衢。大理国后期，蒙古汗国出兵平定大理国，北至大雪山道是蒙元较早置驿的道路之一。明代此路仍可通行。
茶马古道的南段，即由大理至普洱茶产地六大茶山的道路，包括从今大理经景东、镇沅、普洱、思茅达景洪的道路，以及自今大理经楚雄、昆明、建水至思茅或景洪的道路。明代称前一道为“贡象下路”。明以前此路为民间便道，明代为边疆诸族向朝廷进贡驯象的必经之路。
后一道路首见元代记载。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），元朝将领步鲁合答率军出征罗必甸（在今元江），以后至八百媳妇国（在今泰国北部），途中经过车里（今景洪）。至正元年（1341），车里路总管寒赛遣其侄刀温入贡，道经元江与当地官吏争执酿成动乱，朝廷命云南行省裁定。事态平息，寒赛为表忠心，乃增租赋，在车里北上的部分道路设驿站。
自康熙年间，贩茶商帮经“贡象下路”与今景洪经思茅、昆明的道路，将普洱茶运销滇西乃至藏区。清代云南商队以骡马运输为主，个人肩挑、背驮之短距离转运亦较普遍。“贡象下路”较近，贩茶商帮多以该路为首选。光绪初年，云南形成四川、临安（今建水）、迤西（包括腾冲、大理鹤庆与喜洲）三大马帮。大型马帮货多人众，对道路状况、饮食住店等要求较高。运输普洱茶的大型马帮（尤其是走惯建水一线者），多走由今景洪经普洱、建水至昆明、大理这条较为平坦、接待设施较为齐全的驿路。从思茅等地北上的商队，汇集于今下关。一些茶商将普洱茶复蒸，加工为砖茶，下关发展为商业重镇。下关除加工沱茶销往四川、饼茶运销省内各地外，还生产砖茶销往西藏地区。
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云贵总督硕色等报告朝廷的奏疏，谈到贩茶商队自云南入藏的情形。奏疏称中甸为咽喉要道，商队至中甸后分两路，一路自西北出翁书关，一路自正西走维西之奔子栏，渡过金沙江进入西藏地区。奏疏说夷汉商民贩卖之物，有茶、烟、布匹与杂货，西藏的番商及川属夷客，则运来毛褐、黄连等物。奏疏并未提到骡马交易。康熙朝既准许开办“茶马互市”，可见当初允许西藏骡马入市。三藩之乱平定后，朝廷对西藏骡马输滇十分警惕，云南官府往西藏购马受到限制。而滇藏民间的骡马贸易兴起较晚。据晚清地方志记载，贩茶道路所经的滇西北沿线形成有固定店铺的常集，一些集市以某些商品为特色，如中甸称“药市”，丽江称“骡马市”及“药市”，表明此时骡马交易较为常见，所交易骡马有相当比例产自本地。这一情形说明，后人关于西藏大量输入骡马、换取云南普洱茶的猜测失之武断。历史上并未出现“茶马古道”的称呼，亦有以上所说的原因。
（作者系云南大学特岗教授）
2017年05月21日